打黑定指标，黑色幽默？

    “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辽宁省公安厅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打黑办”主任会议上，与各市签订了这一“警令状”。（《法制日报》6月12日）

    为了奥运安全，集中力量对犯罪活动采取高压手段，尤其是打黑除恶，确实是很有必要，也无可厚非。然则，辽宁省却非得要定个打黑指标，还要立下“警令状”，这当中似乎透出一股黑色的幽默感，令人觉得十分费解。

    或许辽宁省各市的治安形势各有不同，有些市无“黑”，有些市很“黑”，那么你非得要无“黑”市创造条件，也要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这样会不会伤及无辜，造成冤假错案，或是对非“黑”嫌犯罗织重罪，无端加“黑”，滥捕乱刑？

    或许黑恶势力客观上是很猖獗，每个市都存在一个以上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所以该省公安厅才痛下决心，要在奥运期间严厉打击。但问题是这样的运动式思维，是否意味着打黑只是一阵风，阶段性、工具化？非常时期，上头压力，不得不打黑时就打，不管黑帮有几个，打一个就算完成任务了。这岂不是拿群众的生命财产开玩笑？

    不过，仔细想想，辽宁省的做法并非独此一家。比如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屡见不鲜的严打运动，近年来发生的威海“慈善风暴”、广西的“扫地运动”，还有河南确山县为争创省级卫生县城，让县城所有机关干部上街扫地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似乎都落入了所谓的运动式行政的窠臼，根源则在于地方官员的集权与运动式行政思维。

    社会学者吴毅曾经深刻地指出：“历史的运动往往存在着惯性，当新政治习惯于继续以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运动去达到新的目的时，它本身也难免不会在这一历史的创造进程中形成对政治运动的‘路径依赖’。更何况这种路径依赖还受到了新的社会理想的驱动。这便是后革命状态得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的基本原因。”这段话正好能够说明，为什么运动式的行政执法风暴，能够在当今社会中大行其道的思想根源。正是因为那些城市管理者，习惯于这种路径依赖，而大部分民众因为缺乏话语权，再加上民众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所以这种运动式的行政风暴，才能在无所不能的权力大棒的挥舞之下，愈演愈烈，甚至被错误地奉为成功经验推而广之，成为各地取经的参照和标本。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迎奥运打黑除恶的本意是良好的，但如果这种方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临时抱佛脚，恐怕就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不足为取了。《潇湘晨报》6月9日的报道说，严打带来的冤案多发、权力滥用等诸多问题，已经让执法机关开始反思严打的种种弊端。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连奥运主办地的北京市公安局都在反思，然而辽宁省公安厅却固执己见，在打黑风暴中还定下了指标，也可算是执法摊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