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山环抱的班老村
班老,临沧市永德县小勐统镇的一个边远山村。多年来,由于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村里多人被捕,20余人被判死刑,班老村因此被戴上了“背毒村”帽子。后经媒体报道,“背毒村”的故事让更多人熟知。而今,这个曾经深受“毒害”的小村庄在怎样地重生?那个曾经备受关注的放牛娃小福(李培福)又在如何成长?……在第22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再次向这个偏远的山村进发,去听听那里现在的故事。
崩龙寨横卧于一道山梁上,除了村民们的住宅所在的地方,整个山村没有一块平地。这个季节,茁壮的甘蔗染绿了这里的山坡,村里不少人正在山坡上给甘蔗施肥。再过些时日,甘蔗就可以丰收了,到时候,这里的村民又将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一路上,不时有拖拉机和摩托车从我们身旁驶过,田埂上停靠着一辆辆崭新的摩托车,旁边田地里到处是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一座座高压铁塔,一道道农家院里的自来水管,看上去,这里透着些许现代气息。一路上也偶见三五人凑在一起闲聊,不过再也没有“毒品”二字流于唇齿。
崩龙寨的村民李培贵说,在他们村里,有一些人因为运输毒品坐牢或被枪毙了。以前,这个山村由于穷,原本善良淳朴的村民参与了运输毒品。毒品对这个村的伤害很大,有两家人被毒品害得家破人亡。“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李培贵掰着指头数数,计算着崩龙寨因运输毒品被正法或锒铛入狱的人数。数了一会儿后,他说:“我们这个寨子里,有6个人被枪毙了,两个已经出狱了,还有4个在服刑……”
班老村与镇康县和保山接界,当地人说,天不亮从崩龙寨出发,步行到缅甸,晚上12点前,还可以徒步赶回来。在缅甸盛行种植鸦片后,这样的地理位置,给毒品运输带来了便利。
“整个班老村有上百人因贩运毒品被处理,其中被枪毙的村民就有29人。”班老村党支部书记杨林强曾一度被人戏谑地称为“背毒代表”,这几年很少有人再这样称呼他了。他说,以前崩龙寨没有公路,也没有电,一个家庭的稻田不到一亩,很多人一天三顿都不能吃饱,即使在1990年前后的多年时间里,崩龙寨的人均年收入都没有超过386元。人均年收入386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杨林强说,就是吃不饱。
崩龙寨运输毒品的历史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年前后开始,那时候缅甸那边种植鸦片,经济相对活跃,农闲时有村民便到缅甸靠中缅边境的村寨去帮工,一些人结识了毒贩,因为运输贩卖毒品有着诱人的丰厚利润,于是很多人参与了进去。当地有关人士说,班老村的那些因毒品而锒铛入狱的人就是常说的毒贩的马仔。

16岁的李培福从来没有见过爸爸
放牛娃小福的故事
“在梦中,爸爸把我放在脖子上”
而今,崩龙寨已经平静,但平静依然难以掩盖毒品对这个山村的伤害。
在崩龙寨山头上有一栋老屋,房屋破旧不堪,厨房的一面墙壁用一块篾席来遮风挡雨,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堂屋侧面的一块房屋上的木板上歪歪斜斜写着3个子“李培福”。李培福正是当年备受媒体关注的那个放牛娃小福。
旁边的一位老人说,这栋房屋是李老生的家,李培福就是李老生唯一的儿子。10多年前,李老生因运毒品被枪毙了,大约一个月后,气怒攻心的奶奶离开了人世,他的爷爷又娶了穆后娣,几年后,李培福的爷爷也离开人世。
李培福今年16岁,穆后娣70岁。穆后娣的侄子李正席说,李培福在小勐统镇中学读初三,马上就要参加中考了,这段时间很少回家,只有穆后娣孤身一人在家。穆后娣看上去比村子里很多年纪比她大的老人还要苍老。她养着两只生蛋的母鸡,靠卖鸡蛋和茶叶为生,此外,政府每年会给她700元钱和粮食。
在离这个家不远处的一片青山丛林中,有崩龙寨人的安息地。在这片坟地里,有座不大的石土坟堆,坟头的石头上没有一个字。李正席说,这是李老生的坟,是座假坟,里面没有尸骨。李老生因运输毒品被正法后,家人没有去取回他的骨灰,只是请了个先生(当地对巫师的称呼)做了招魂的法事,造了个假坟,让李老生落叶归根。至于为何没有拿回李老生的骨灰,穆后娣说:“没钱,没钱,一直没有钱去拿。”
我们在小勐统中学初三133班见到了李培福,他在晚自习课堂听数学老师复习几何课程,听得很专心。再过10天左右,他就要参加中考了。他个子不高,很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腼腆与紧张:和我们说话时,他始终低着头,一只手不是捂住脸盘,就是捂住胸口,另一只手则一直缓慢地捻着衣角。然而,他脸上一直没有笑容。
李培福说,这个学期学习任务重,他很少回崩龙寨的家,很少看到奶奶。“想爸爸吗?”我们问,他埋着头,没有吭声。李培福曾有“我长大有钱了,给爸爸打碑”的愿望,读六年级时,他在一篇作文里这样的描述:“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爸爸,没有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背毒被枪毙了,如果爸爸活着会有多好。在梦中,爸爸抱着我,还把我放在脖子上……”李培福主动告诉我们,他的家里至今没有他爸爸的一张照片,他根本不知道爸爸长的什么模样,他想念爸爸时,只能从人们的描述中去猜想。
班主任鲁自鲜老师说,李培福读初一的时候,性格很内向,很少与别人搭话。他的经历被报道后,各种关怀如雪片般飞来:永德县公安局捐来现金、省外的很多热心人寄来捐款……这些钱由鲁老师保管,班长记账,在需要的时候发给他。
再过十余天,李培福就将从这所中学毕业了,问他究竟是想考中专还是考高中,他思考了几秒,才轻声说:“没有想好。”鲁老师说,在初三133班23名同学当中,李培福的成绩属于中下水平,但是,“他考上高中没有问题”。鲁老师现在最为李培福担心的,是孩子以后的学费问题,“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环境,这孩子很不幸。
郭世昌的故事
狱中12年 一个农民的幡然醒悟
1994年9月18日和2006年7月4日,这两个日子对崩龙寨的村民小组长郭世昌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前一个日子,他失去了自由,后一个日子,他获得了新生。两个日子间的12年,是让一名生性本分的农民幡然醒悟的12年。
谈起他的过去,他一再重复说:“我是一个好人,我从不偷也不抢,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郭世昌年轻时,崩龙寨的一些村民,常常利用农闲时间到缅甸去帮工。“当时我们这里比缅甸穷。”郭世昌说,已有了一双儿女的他,看到去缅甸帮工的邻居们,既可以忙自己那些简单的农活,又可以利用农闲去挣点钱,很是羡慕。看到别人在缅甸赚回了大把大把钞票,他心里变得痒痒的,1989年11月,一心想改变家庭面貌的郭世昌,和几个邻居结伴徒步踏上了去缅甸的路。
在缅甸红岩乡,郭世昌帮人收割庄稼、砍树、拉锯……只要别人要他干,他什么活都肯干。一个多月后,因为要忙着回家干自家的农活,他回到了崩龙寨,并带回了让全家人兴奋不已的100多元人民币。忙完自家的农活后,他与同村村民又结伴去缅甸帮工。在红岩呆的时间越长,他的社会关系也越广泛。渐渐地,他能从缅甸人那里承包到砍树、拉锯的活儿,一个月能挣到300多元人民币。交往圈子的扩大,无形中却给郭世昌设下了陷阱。他以为他不过是名伐木工人而已,但他身边的工友,已经开始秘密地和毒品打交道了。
1994年下半年,郭世昌又来到了红岩乡。在为一缅甸家庭盖房屋时,一名与他关系还不错的缅甸当地村民介绍他“做生意”,“他告诉我什么都可以不用干,只要参与进去就行”。郭世昌心里清楚“做生意”就是贩毒,郭世昌说,周围的人意思很明白,“我暂时不做可以,有什么好处他们先给我分点,等需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叫我。”
郭世昌并没有立即作出选择,他回家思考了两个月。他知道,干的话被抓到“会死”;不干的话,觉得失去“一趟万把元”的机会,而且家里也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思来想去,金钱战胜了理智,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与到了这个团体……
“就那一次,我就栽了。”当年9月18日,他在家中被当地公安抓获。后来他才知道,与他们一起“做生意”的人都翻船了。就这样,他短暂的马仔生涯结束了,他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尽管郭世昌爽快地接受采访并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更多的人,但他对“贩毒”这个字眼仍很敏感,都使用“做生意”代替。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直率坦诚、朴实、勤劳,为何那次却犯了糊涂?他用了一句俗语回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自从出狱后,郭世昌就觉得愧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和妻子,“我就主动多干活,干一天是一天,让他们多休息,我来报答他们”。回到家后的郭世昌抓住时机种植经济作物,原来他的家里只有几亩地甘蔗,两年间就扩大到20多亩,他还动员其他村民种甘蔗。去年,他被崩龙寨的村民选为小组长。班老村党支部书记杨林强说,当初考察是否选他当基层干部时,顾虑重重,主要是考虑郭世昌有“污点”,后来考虑到这个人的品质不错,很实干。杨林强介绍说,以前,崩龙寨的民风很差,常常会发生打架等恶性事件,郭世昌常用自己的经历说服村民,如今崩龙寨的民风也变好了。
发展经济 班老村逐渐走向重生
1994年前后,班老村很多参与运毒品的村民陆续被抓、判刑和处以极刑。时任班老村委会主任的杨林强看到这样的局面很不是滋味,这种局面同时也引起云南省公安厅等部门的重视。杨林强作为村主任,开始了反思,探寻村民大规模参与运毒的根源,寻思如何改变。当地政府和他都认识到,班老村的村民铤而走险去背毒贩毒,与班老村靠近中缅边境和当地经济太落后有关系。
找到症结所在后,班老村委会向上级打报告,请求支持村民种甘蔗发展经济,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几经挫折之后,当地政府找到龙陵县勐糯糖厂,1996年,这家糖厂垫资帮助崩龙寨村民种植甘蔗,垫资修建到崩龙寨村的道路。至此,班老村逐渐走向了重生。
杨林强说,当时帮助村民发展甘蔗阻力很大,小勐统镇还派出工作组到崩龙寨,督促村民发展甘蔗的种植。一年后,村民尝到了甜头,两年后,就再也没有听到班老有人运毒品了,缅甸那边的人反而到这里帮工了。班老村的甘蔗种植面积现在已经发展到1.2万亩,崩龙寨最多的一家年收入近2万元。如今班老村的一些群众买了拖拉机搞运输,或靠自己的熟练手艺赚取收入。
不过在崩龙寨,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农舍人禽混居,院子里散发着家禽粪便的气味,卫生条件还比较差。虽然他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很多村民说他们距离富裕生活还很遥远。一些村民迫切地说,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再发展一些经济作物,开发的力度还要更大些,才能增加更多的收入。“在我们的计划里,到2020年,甘蔗的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我们这里还适合种茶树和核桃,今后还要发展茶叶和核桃种植产业,帮助村民增加收入。”杨林强说。
永德禁毒大队大队长李国臻:禁毒战争任重道远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小勐统的一些人问我们是否去“做大生意”,他们之所以这样问,一些当地人说,是因为有时还有个别人在当运输毒品的马仔。为此,永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李国臻说,崩龙寨已经有10多年没有人当运输毒品的马仔,但在班老村,偶尔还能听到个别马仔运输毒品的消息,但没有查获过。
在永德县公安局二楼禁毒大队办公室的门前,挂着有关禁毒内容的展板,展板上有两名民警为禁毒而献出生命或受重伤,一名民警名叫吴光林,一名民警名叫罗金勇。吴光林在2004年8月30日侦办特大武装贩毒案件中英勇牺牲,罗金勇2005年10月1日在与毒犯搏斗过程中受重伤。看来禁毒工作仍是任重道远。
李国臻说,三年禁毒人民战争以来,永德县禁毒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果,当地农民参与贩毒的案件大幅度减少,减幅超过50%。同时,中国资助境外搞替代种植,传统毒品的产量也大大减少,流入境内的毒品数量有所减少,当地新增吸毒人员大大减少,毒品的危害也大大降低。“虽然传统毒品数量减少,但禁毒的任务还是不轻,”李国臻说,从近年查获的贩毒案件看,新型毒品所占的比重大,新型毒品仍通过国境线进入,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还有一定的数量,因此,在新一轮的禁毒人民战争中,仍要加大打击力度。”
李国臻介绍说,2003年,班老村最后一名因为运送毒品的村民遭正法,之后,这个村子再也没有村民因替毒贩运输毒品而遭缉捕,不过李国臻也承认,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班老村村民运送毒品的现象暂时还没有根除,“从整个大的环境看,这是一场持久战”。(本报记者 刘平 杨旭/文 高永永/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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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守护村庄
让男人远离毒品”
在中缅边境一个仅有130多人的景颇族村寨中,曾经仅有60多个男人的村子中,具有劳动能力的只有寥寥20多人,而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毒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普通的女子开始构筑禁毒防火墙,用坚强的行动守护着自己的村庄,让自己的男人远离毒品。
要救别人 首先从救自家人开始
卡南村是中缅边境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勐卯镇的一个景颇村寨,多年来,村里40来户人家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上个世纪90年代,村子里出现了吸毒人员后,毒品迅速在村中泛滥,村里64名男性中曾一度22人染上毒瘾,且绝大部分是青壮年,昔日安宁祥和的小村庄被毒品搞得鸡犬不宁,屋破漏雨,田园荒废,杂草丛生,村中勤劳善良的女人常常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2002年初,卡南村村民排南相在姐勒边防派出所帮助下,组建了一支由八名妇女组成的“女子戒毒护村队”,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语言通的优势,带领护村队员对全村吸毒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对涉毒人员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知。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救自己家人,几年前,我老公死后,两个儿子慢慢染上毒瘾,日子过得很难,先想着救自家的人,后来才慢慢觉着要帮更多的人,只有全村吸毒的人都戒了毒,整个村子才会像以前那样。”女子护村队队长排南相说,从2002年以来,她们坚持以维持村寨治安秩序为中心,经常性地开展护村巡逻工作。
戒毒护村队成立后,八位姐妹既要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又要在村子里巡逻,防止有人来村子里贩卖毒品,还要经常找吸毒人员谈心,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戒断毒瘾,重新做人。这些年,八位队员着实吃了不少苦。“累是累,不过,看到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戒断毒瘾的人越来越多,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排南相说。
成为打击违法犯罪的侦查员和通信兵
为便于开展工作,姐勒边防派出所为护村队员修建“卡南村民之家”,制定《女子护村队职责》、《女子护村队工作制度》、《女子护村队管理规定》等,为她们配置了治安袖标、手电筒等基本工具。开办“法制夜校”,每周集中对她们开展一次培训,教她们如何辨别毒品和识别吸毒人员,并传授她们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提高队员预防、发现、控制吸贩毒人员的能力。
通过定期培训,她们成了边防官兵打击违法犯罪的前哨侦查员和通信兵。去年5月的一天,女子护村队像往常一样在村寨里进行巡逻,当她们来到村子边的树林时,树林里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引起她们注意,排南相和姐妹们悄悄靠了过去,隔着林子,她们隐隐约约地看见注射针管,凭经验,她们立刻判断出这是一群吸毒人员。
经商量,护村队员杨翠英立刻去派出所报案,排南相和其他队员则隐蔽在附近,密切监视这群吸毒分子的动向。不到5分钟,边防官兵迅速赶到,3名从外地流窜过来的吸毒者被当场抓获,还查获1.2克海洛因和针管、锡箔等吸毒用具。
“现在能放心地养鸡养猪了,出门回来,东西还是在的。”卡南村女子护村队员杨翠英感慨地说。自从女子护村队与边防派出所建立了警民联动机制后,村子里面偷鸡摸狗的现象就开始逐渐减少。
特殊“劝戒法”让村里没有新增吸毒人员
“我是1963年就吸卡苦(毒品)了,后又吸四号(海洛因),常常犯病,直到女子护村队和派出所官兵多次苦口婆心劝说,2003年我才下决心戒掉毒瘾的,去年,我儿子也不吸了,安心种庄稼,今年还娶了媳妇,日子还过得不错哩。”卡南村民小组一位72岁、名叫排山的老人说。
经过多年实践,护村队逐步摸索出一套独特有效的“劝戒法”,即对吸毒人员实行由派出所、村委会、家庭、群防组织“四位一体”的“四采用、四做到”的帮教法。对无业和涉毒不深的对象,采用“超前式”的帮教,做到“警示后人”;对思想波动较大、涉毒较深的对象,采取“动态式”帮教,做到“以法服人”;对心理上未摆脱毒瘾、意志不坚定的对象,采取“跟踪式”帮教,做到“以理服人”;对正在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的人员,采用“感化式”帮教,做到“以情感人”,使他们坚定戒毒信心,取得了明显效果。
2005年以来,通过排南相和她的姐妹们共同努力,卡南村无一新增吸毒人员,村子里的人均收入也从4年前的30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2600多元。近日,瑞丽市政府在卡南村召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现场会,卡南村成了边境线上新农村建设的一道独特风景。
据了解,目前云南省借鉴护村队做法,各级妇联相继在毒品、艾滋病问题突出的社区成立的“妇女禁毒协会”“母亲劝戒队”“妇女攻心队”等群众自治组织已达3800多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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