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李洪芬的父亲在庭上展读“复仇标语”
抱着四名被害人的遗像，家属们满脸悲伤
昨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案发地马关县人民法院开庭，对马关灭门案进行公开审理，被告人杨启良被控故意杀人罪。法庭上，被害人家属不断将被告斥责为“猪狗不如”的“杀人狂魔”，被害人李洪芬的父亲甚至当庭掏出四发子弹发誓，一定要“报仇”。而被告却始终保持着冷漠的表情……
被告突然引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为自己辩护
昨日，法院安排的开庭时间是早上8点半，马关县法院最大的审判法庭座无虚席，并临时增加了好几排椅子。
8时40分许，被告人杨启良被从侧门押进法庭。他脸色铁青，目光略显呆滞，对周围视而不见。整个审理过程中，他始终略低着头，有谁向他发问，他就瞥谁一眼，除了偶尔挠挠头，一直显得比较镇定。
文山州人民检察院指派余勇出任本案公诉人。他宣读了非常简短的一份《起诉书》：被告人杨启良因看到其女友李洪芬与一小灵通用户通话频繁，便怀疑李有外遇。2007年12月9日深夜23时许，他趁李与女儿孙燕（系李与其前夫所生）及侄子李连凯、李连杰熟睡之际，用斧子将四人杀死后逃离现场。
对于基本犯罪事实及公诉人所出示的绝大部分证据材料，杨启良都表示，“我认可”或“没有异议”，从不加以任何解释。
但在最后陈述阶段，杨启良的口才似乎突然变得好了起来。他向法庭提出请求：希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来客观地对他做出处理。
“你的意思就是说要从轻处理，是吧？”法官问。
杨启良稍微扬起头，答以不易为人所察觉的一声“恩”。
他一口气说出的那个司法解释的名称很长，当时，连本该全程记录庭上所有经过的书记员都停下了手中的笔。作为一名仅仅只具备初中文化的“半文盲”，杨启良却在没有书面文稿的情况下，很顺畅地就说了出来。
“岳母”当庭怒骂，“岳父”拿出子弹称要报仇
审理中，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索赔近百万。与杨启良的镇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告席上众被害人家属的愤怒。
刚一开庭，杨启良曾经的“大舅子”、被害人李洪芬的大哥李宁就从座位上起身，指着杨启良怒骂：“你这个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畜生，你说你为什么要杀害我妹子、我的儿子，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他们哪里对不起你了？”
受害家属的愤怒立即被点燃，原告席和旁听席上骂声此起彼伏。为审理正常进行，审判长及时予以了制止。
但当案件的刑事部分审理完毕，开始审民事部分时，被害人家属又一次爆发了。
原告席上的5名被害者家属全部都站起身，有的捏起拳头向被告挥舞着，有的用手指指着被告怒骂着，还冲着被告吼：“你给老子站起来，你不准坐着！”
然而，杨启良依然坐着，低着头，根本就不扭头往原告席上看一眼。他的表现激怒了被害人家属，连年过花甲的被害人李洪芬的母亲张国云老太太都粗口频出。几名法警赶紧分别站到原被告席周围，严阵以待。
整个庭上最为激动的，当数李洪芬的父亲李绍平。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标语展开，这些标语上所写内容触目惊心——“孩子们，你们一路走好，你们在天堂等着我，我很快就来看你们”、“等我为你们报了仇，就来天堂陪你们……”李绍平站在原告席上指着杨启良，狠狠地说：“我一定要报这个血海深仇。然后我也不活了，就下去陪孩子们！你关着，你外面还有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子弹都准备好了，四颗，我发誓要给四条生命报仇！”说着，老人摸出一个红色盒子，说里面装着他为报仇而特意准备的子弹。听到这些话，杨启良似乎终于害怕了，第一次扭头朝原告席的方向望了望，同时，从被告座位上站了起来。
盒子立即被法警没收。审判长一再叫“停”，几乎就要升级的场面才总算得到了控制，审理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公诉人否决“出墙说”，辩护律师抛出“社会原因”
“为什么连孩子也不放过？”昨日法庭上被反复追问这个问题时，杨启良说了一次“怕被孩子看到”，是为了“灭口”，其余更多时候，则一律改口称：“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杨启良坚称其作案动机就是李洪芬的“红杏出墙”，他称他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为直接的“证据”，比如案发前的当天下午，他在家里发现了两个烟头，而他自己从来不抽烟。
但公诉人指出：现在李洪芬已经被害，死无对证，这些都只是他毫无证据的一种猜测而已。
在公诉人宣读的多份证词中，有一份没有说明证人的名字，“因为这个涉及隐私”。这份证词来源于一直令被告人耿耿于怀的那个小灵通机主，内容非常简单，就一句话，大意为：此人与李洪芬是在某公园打麻将时认识的，确实曾经常电话联系，但所聊的都是打麻将的事情，无关其他。
杨启良对该证词表示怀疑和抗议，“我不信！怎么不叫他出庭来作证呢？”由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对此也不认可，辩护人称：和一个异性在深夜有那么多通话，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辩护人承认：被告杨启良的心理和人格已经变态、扭曲，现实让他有了强烈的挫折感，却又无法找到一个正确排解的途径和方法，在长期的苦苦压抑之下，便走上了极端。
另一名辩护人，则试图通过对杨启良经历的罗织，来向法庭提供一个“应当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理由”。通过她的阐述，杨启良的人生轨迹浮现在了法庭之上——
初中毕业后，到部队服役；退伍后，分配进县水泥厂工作；和厂里的一名女子结婚，生育女儿；遭遇厂里大裁员，双双下岗，生活窘迫；欲改行开车，学车时认识李洪芬；借钱购买一部小五十铃，开车赚钱养家；夫妇矛盾日益加深，争吵日益剧烈；与李洪芬各自离婚，并开始同居；卖掉原来的车，与李合资另购微型车一部，跑货运……
该代理人在对杨启良作出充分的肯定后，又试图以“社会原因”来对本案的发生作出一个注脚，但同时也称：如此“社会原因”顶多只是一个诱因，虽令人深思，但也绝对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她说：杨启良本来一直很勤恳地工作，他肩上其实背负了太多的希望和责任。李洪芬提出分手时，还让他“光着身子”走人，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来说，这确实很难。该代理人认为杨启良其实也是本案的受害人，因为他并没有经过缜密的策划来犯罪，只是在与女友关系出现重大问题之后的痛苦挣扎中，才实施了这样的行为。作案后，他也只是逃离了现场，而并未对现场进行藏匿，并且，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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