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浙整天只知道投机倒把

夏新友：我们这代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本报记者 张永强 摄

    连续两周，本报推出了改革开放后青年路个体户的发展历程。今日，本报再次推出一个从浙江来昆已经30年的个体户的故事。通过这位外来个体户，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另一个云南。时至今日，外来的个体户依然占据了昆明批发市场的大半江山。对于云南来说，这些外来个体户，或许不仅仅是一剂催化剂，更是一笔历史财富。

别克换成雷克萨斯
 
    “将军”，下出最后一步棋后，夏新友在这场刚刚结束的象棋比赛中输给了电脑。“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在电脑上下下棋，打打牌。”夏新友有些遗憾地说，随后便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很快忘了这场棋局。
 
    在云纺服装新天地这个约20平方米的商铺里，可以看出已经68岁的夏新友过得相当滋润。或者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短袖T恤，来开始讲述这位青年路上第一代个体户的故事。
 
    这件深蓝色的T恤是夏新友10多年前买的，花了1000多元，这个价格即使是现在，也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我也是从穷日子过来的，其实我不在乎穿多贵重的衣服，但做我们这行，派头很重要。”夏新友说。
 
    1000元的“派头”在夏新友身上显然不算什么。不久前，他刚刚因为别克轿车太拿不出场面，而更换了一辆雷克萨斯，由于家中车辆多余，便把其中一辆送给了亲家。
 现在的夏新友更在意的或许已经不是财富，更多的是和爱人品味30年来的回忆。他说，他和爱人不停奔波的这30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奋斗的缩影，而这是属于他自己的财富，不像金钱，一旦生意亏损，就成为了别人的财富。
 
    于是，当聊起当年在青年路上摆地摊的情景时，这位老人立即变得激情澎湃起来。

到云南卖衣服被抓
 
    夏新友原籍浙江省长兴县，但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个云南人。他说，他人生最精彩的30年就是在云南度过的，云南个体户30年发展史中，已经留下了他的一个身影。于是，在昆明买了4套房子后，他最终将户口迁到了昆明。
 
    1979年以前，夏新友在浙江省的一个国有纺织厂工作。一次，他到云南出差推销厂里的衣服，刚到昆明就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给抓了。“他们说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说这是违法的。”夏新友说。当时，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商品贸易已经搞得如火如荼，夏新友第一次感觉到了云南的闭塞和经济的落后。
    
    “云南人很懒，没有太强烈的危机感，但却不排外，为人很和善。”这是夏新友对云南人的看法，直到现在，这样的看法也没有改变过，他只是将“很懒”改成了“家乡宝”，意为不愿意走出去。此前，夏新友曾和沿海地区的商人讨论过这个问题，看法基本一致。
 
    最让夏新友难忘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云南人基本上都不吃虾和鱼，田螺都是拿回家喂鸭子。“这些东西很多很便宜，我高兴惨了，这些东西在沿海可卖得贵了。”夏新友说。
 
    在国营纺织厂工作的时候，夏新友将衣服拿到全国各地卖，除了差旅费报销以外，所得全部上交厂里，每月大约有40多元的工资。“当时我就觉得，云南虽然经济落后，但在这里做生意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夏新友辞掉了厂里的工作，开始在昆明青年路上摆起了地摊。期间，他与凤庆县一位少女相识并结婚。
    
    由于此前就有了做服装生意的经验，夏新友对各种服装的进货渠道非常熟悉。当时，昆明的孩子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父母委托本地裁缝缝制的，基本上是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夏新友凭着经验觉得，童装在昆明应该会有很好的市场。于是，在孩子出生不久后，夏新友带着老婆孩子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当时的个体户真的很辛苦，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我一个人背了7个大包，老婆除了胸前抱着孩子，身上还背了5个大包，在火车上每顿就吃3角钱的盒饭，当时可真是让她受苦了。”夏新友说完后稍稍沉默了一会，再次点燃了一支烟。
 
    夏新友回忆，由于早些时候云南还没有开放，从上海进货回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叫了几个朋友在火车站等着，火车进站后还没停稳，他和老婆便将10多包衣服全部从窗子里扔出来，而这几个朋友在拿到货物后，立即便往车站外跑，以免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逮到。而一旦被检查出带着这么多衣服，不仅要全部没收，还要罚款几百元。
 
    “当时圆通山门口有个岗亭，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专门打击投机倒把的，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说，‘这些老浙，整天只知道投机倒把’。”夏新友说。
 
    那个时候，昆明本地摆地摊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像夏新友一样来自沿海地区，用夏新友的话说，“云南人看不起摆地摊的”。这样偷偷摸摸地做了两年后，1982年，昆明青年路市场正式开放，夏新友在青年路上占了个石凳卖服装，每个月缴纳8元的税收，5元的管理费。

个体户的担忧
 
    夏新友的童装卖火了。在青年路上，夏新友每套童装卖35元，进货价16元，一个来回倒腾每套童装就赚了一倍多。到了1983年，夏新友的资本已经从刚开始的1000元滚雪球般地到了3万元。“这比我在工厂上班赚得多了，心里那个高兴啊，我跟老婆两人晚上把3万元钱数了又数，塞在枕头下睡，半夜醒了又起来数，从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有钱。”夏新友说。
    
    后来，夏新友把这3万元钱存到了中国银行，1991年取出来的时候，这3万元已经变成了8万元。
    
    成为云南改革开放第一批万元户后，夏新友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青年路批发市场后来改建了铁棚，他一次承包了两个摊位，并将生意从童装转向了女装，主要卖衬衣，这种服装一卖便是7年。
    
    到了1985年，夏新友已经拥有了数十万的资产。此时，每次外出进货都变成了一次次危险的旅程。“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每次进货都要随身携带5、6万元的现金，整整装了一个袋子，稍不注意就被人抢了或者偷了。”夏新友说。
 
    为了防止现金被偷，夏新友想了个办法，把现金全部塞到一只丝袜里，然后把丝袜拴在腰上，外面再裹上厚厚的衣服，这样一来，无论小偷多么狡猾，也无法把他身上的钱偷走。“但这招只能在冬天使用，夏天的时候衣服穿得少，那么一大捆钱拴在身上太惹眼。”夏新友说。
    
    后来，夏新友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把钱藏在一个破旧的编织袋里，再塞进一堆破烂的衣服，“就像一个垃圾袋，很少引起别人的注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夏新友开玩笑地说，当时在去广州等地的火车上，谁的衣服穿得最破旧，谁就是最有钱的。
 
    当时，最让夏新友担心的还是害怕政策突然转变。于是，在青年路做生意赚到几十万元后，夏新友尽数把钱带回了浙江老家盖房子。1985年，夏新友便在老家用25万元盖起了一幢四层楼高的房子，“只要政策一变，就立即跑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