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直逼昆明。独立作战的红九军团在贵州的乌江北岸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率领下进入云南富源，先后占领宣威、会泽。红九军团一贯行动迅速，歼敌英勇，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军团长罗炳辉是昭通彝良人，是一位“从奴隶到将军”式的传奇人物。进入滇东北后，九军团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粮，开展扩大红军的宣传活动，以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行动。
劈崖石阶
红九军团来到宣威板桥镇时，许多老人和学校师生手拿小红旗自发欢迎红军。攻打宣威前，宣威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徐文烈向红军提供了当地的重要情况，还向罗炳辉提出了攻城的具体建议。敌人弃城而逃，宣威不攻自破。后来，徐文烈又带领一群中学生和族弟徐文礼一起参加红军，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数百，徐文礼后来担任了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参谋长。
5月2日，红九军团进入会泽。5月3日，红七团先头部队离开会泽，5月4日占领东川树桔渡。两天里，红军踏上了一条险峻的云南对外交通要道：东川京铜运输古道，史称“铜运古道”……
那是1727年，即清雍正五年，大清帝国的“铜钱”危机愈演愈烈，来自日本的铸币“洋铜”进口越来越少，依赖“洋铜”铸币的中国闹起了“铜荒”，北京宝源、宝泉两大铸币厂几乎停工待料，于是收购废铜，于是偷工减“铜”，于是禁止民间用铜，于是以铜抵税抵粮……然而终非长久之计，中央“铜荒”，地方铸钱局更无铜可铸，纷纷告急。
正在复兴的中国经济被套上了一只小鞋，负责采办日本洋铜的八省封疆大吏都扛不住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了云南，奏请雍正皇帝采买200万斤滇铜应急，东川府的铜立马成为大清帝国重要的经济支柱，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通京铜运”拉开了序幕，一条神秘的“通京铜运古道”也浮出水面，走进了国人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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